我的父亲是公务员，长期从事党内理论研究相关工作，当过党校的老师，做过党内刊物的编辑，也写过几本相关的理论书籍，而这本书是我父亲写过的其中一本，但非常惭愧的是，我直到去年才拿起来这本书认真的读完。
这本书带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背景是改革开放大刀阔斧的90年代，以内耗现象为中心讨论我国社会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进行了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讨论。
如果放在今天去看，这些问题都似乎是过去时了，那些在改革开放初期让人迷茫的一些问题，现在也都顺利的解决了，不过如果你想象一下把自己重新置回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面对那些从来没有人有过经验的问题，谁又有十足的把握能坦然面对呢？
不过这本书终究不是一本通俗读物，书中有接近一半的内容还是我们小时候在政治书上看到过的那种社会主义语法（按我的话说就是那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车轱辘话，笑），但每章这部分讲完后，我父亲会开始举一些历史上的故事来做例证，每次看到这里，我记忆中那个博古通今的父亲又回来了，我小时候最喜欢听他讲历史故事了，直到今天阅读这本书我还能发现父亲知道那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读这本书时我还能再次体会到父亲的思想脉络，父亲的处事态度温和，否定极端的行事风格，无论是保守还是激进，主张兼听则明，鼓励学习西方的先进理论与技术，但同时拥抱中国古典中优秀的传统与思想。这本书也很敢言，直言不讳的批评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内耗行为。
这本书一共四位共著者，父亲是第二作者，第一作者是他多年的老领导，但实际上包括另一本他也作为第二著者的书都是95%以上的内容是由我父亲独立完成的，这可能就是当年体制内的行事规则吧。
父亲喜欢熬夜写作，我还记得小时候他经常写作一宿后天亮钻进我刚刚起床的被子，说这样被子就是已经暖好的了（笑）；我还记得父亲熬夜写作时喜欢吸烟帮助思考，常常会一夜抽掉整包烟，中间母亲担心过他的身体，让他换成瓜子来代替，结果早上父亲说一晚上什么都没写出来，光顾着嗑瓜子了（笑）
算到今年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我成为了父亲精神的继承者，我的性格、思想中处处都是他的影响，在我成长过程中，那些他对我说过的话和道理，也深深的刻在我的内心深处。
如今我也成为了一位父亲，我希望在父亲这一角色上，我也能与我父亲当年给予我的一样，成为孩子的心中的榜样和信念根源，我不奢望自己可以达到他的高度，只是心怀敬仰的照着他的样子努力而笨拙的学着。
这本书市面上应该已经绝版了，于是我花了些时间制作了电子版，希望能让父亲的作品也可以在互联网的世界中继续流传：
笔记
内耗论 刘锦棠
第一章 内耗:整体小于部分之和
总结：内耗是什么
发生内耗的直接原因,是系统内部失去协同,是由于各组成部分在总体运行过程中步调混乱和无序。
那么内耗,就是指事物处于某种无序或不协调状态下,其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作用相互抑制和相互冲突,从而使各种有用力量相互抵消的现象。
一个民族和国家要振兴、要发展,就一定要实现内部的安定团结,赢得一个稳定的国内局面与和平的国际环境。
因为并非任何矛盾和斗争都会引发内耗,这需要作出具体分析。
古人曾用“萧墙之忧,惨于戎敌”,来说明同室操戈、手足相残造成的恶果远甚于外部敌对势力入侵所带来的灾难。
协同,或者说合作、协调、同步、互补,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
缺乏竞争的协同和失去活力的有序,只能是一潭死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协同和有序。
我们提倡正常的竞争,并不是要否定它可能带来的副作用,而是相对于缺少竞争和开展不正常竞争所造成的内耗更大而言,这种正常竞争能够尽可能地减少内耗。
第二章 “世界至善论”的破灭
总结：内耗普遍存在
正如《周易》上说的“事不穷,善不纯,理不尽”,至善至美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并非都在理性思维的指导下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的,那些受本能驱使的欲望等潜意识往往倒是人们行为的先导,其中某些非逻辑环节如灵感、直觉还在科技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任何社会制度都无法做到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总有消极、落后和腐朽力量的存在。
迄今为止的各种国家形态中,公共权力还都未能交由全社会的公众去直接行使,而只能以某种方式通过社会的代表去间接集中行使
公共权力就异化为私有权力,产生询私枉法、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警匪勾结等权力腐败现象。
人类总体能力的发展是以牺牲大多数个体,甚至牺牲整个阶级的发展机会为代价的。
异化就是对人的劳动的占有,对人的本质的否定。奴隶制度是赤裸裸的占有和否定,封建专制制度是以宗教和国家等为中介的占有和否定。
大多数人必须整日进行辛勤劳作,为社会创造剩余产品,去供少数人从事政治、科学、文化、艺术的活动,创造新的文明。
注 | 机器的出现应该是对此有正面帮助的
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
那就是发展必然打破旧的平衡而出现新的不平衡。
改革必然使社会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重大调整
第三章 走出伊甸园的人类
总结：举例说明社会中的各种内耗现象
一、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
制度中相当大一部分社会行为规则是由社会强制执行的,所以只有符合制度要求的思想和行为才能不遭受惩罚,也才能在人们的脑神经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从最低标准看,评判一个制度好坏的标尺就是看该制度是否提供了作恶而不受惩罚的机会和缝隙。
不规范的制度生产着不规范的社会行为。
各个制度都有其基本的利益分配机制,如资本主义制度的按资分配,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无论那种制度,利益协调的实质都是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问题。
公平总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有彻底的绝对的公平。
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三次:第一次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按经济上的公平原则进行,劳动者按其劳动投入获得报酬,投资者按其收益获取利息。第二次是按政治上的公平原则进行的,国家通过财政税收形式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调节
第三次是按道德上的公平原则进行的,人们出于同情心和道义的感召,捐助一些资金给教育和福利机构,帮助老弱病残。
二、社会演进中的“瓶颈”期社会危机与内耗
中国历史上的几乎所有封建政权在它们建立后的 40 年左右,都要发生一次政权危机,即进入瓶颈期。
这种主观失误的背后却隐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很大缺陷,就是权力高度集中,权力缺少制衡和监督系统,从而导致权力使用者的主观意志膨胀和滥用权力以及由此造成的非科学化决策。
社会危机分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从广义文化论的角度看,任何社会都是包含着三个层次的同心圆:最外是物器层,即指人们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经济再生产过程;中间是制度层,包括人际关系及其规范化了的社会制度,关键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设施;最内层是文化观念层,包括价值观念、理论体系和国民意识以及在这些观念意识指导下的行为准则。
个体意识是人的自主性、创造性的动力源泉。而社会意识政治化则抹杀了个体意识,以过于单一的、泛化的、抽象的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来取代或涵盖生动的丰富的具体的文化思想,造成个体和群体无意识,造成愚民和盲从,造成理论脱离生活实际,从而扼杀思想自由,窒息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社会意识政治化还可能服从于某些政治权威的某种政治目的,而将人们引入一场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例如,文化革命就是“阶级斗争”这种政治意识极度膨胀的产物,它虽然是由“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革命”引起的,后来却演变成一场内战式的“武化革命”。
在一元化政治意识的绝对权威一旦丧失情况下,则一种无秩序、无主导、多元化的文化价值格局必然代之而起。社会意识对社会精神取向的指导和整合功能骤然解体,人们失却了应有的人生信仰和价值标准,造成普遍的心态紊乱和行为失范,甚至发生人格解组和道德滑坡。
这是因为文化是一种世代之间的社会遗传机制,它以符号基因形式浓缩着一个民族创造物质财富的全部智慧,录制着一个社会组织的结构信息。当一个社会组织及其物质基础崩溃后,只要一部分社会成员幸存下来,那么文化作为社会遗传机制就表现出巨大的自我复制能力。
三、“潘多拉魔盒”的打开社会转型与内耗
高犯罪率是转型社会的明显特征,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就是权威真空和社会控制功能的弱化。
四、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战争是人类社会内耗的最激烈形式
人的侵犯性分为内向和外向两种形式,自杀是人的侵犯性行为的内向表现,即把暴力用于自己的心灵和肉体;凶杀是侵犯性的外向表现,亦即用暴力侵犯他人生命。
第四章 人类进化“大风歌”
总结：内耗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人类文明进化之风
列举了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 21 个人类文明中有 15 个灭亡的情况,究其失败的原因也正是他们当初成功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就属于这种封闭的稳定态系统,它对外闭关锁国,实行海禁,对内限制工商业发展,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内外都缺少流动性,近似凝固状态。由于极端封闭,它不能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系统内部也无法产生新的社会组织结构;相反,内外封闭使它的内熵不断积累—— 冗官、冗兵、苛税、土地兼并、统治集团内讧以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产生了上述自组织运动:通过周期性崩溃来消除无序力量(每一周期循环约二三百年),但这种周期巨涨落并未产生出新的有序结构,而是恢复和保存了旧结构。
自秦至清 2000年的封建社会中,分裂、战乱的时期总加起来,竟有 800 年之久。
社会系统要减少内耗,增加有序度,就必须充分对外开放,以取得足够的负熵流即信息(包括技术信息、制度信息和文化信息)。
人类进化主要依靠文化进化,即文化信息的选择与重构。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对外部环境的有关信息加以接收、选择、浓缩、保存和重组,以概念、原理的形式固定下来,就成为人类特有的文化信息。
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更接近于“他组织”,即以自主调节为主要手段,而相应地缺少社会的自发调节。这种单纯的自主调节也导致了两大弊端:①注重政治公平,而忽视了效率。它虽然通过政治革命铲除了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不公平现象,可是随之形成了政经一体化的人治管理体制,排斥市场竞争机制,造成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低效率。②经济过程充满了人为意志左右的影响。高度集中的计划指令不仅造成宏观运行僵硬和微观无活力,而且由于官僚主义瞎指挥和穷折腾而导致经济大起伏、大涨落。
腐败的实质是以权谋私,即运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利,而以权谋私的核心则是权钱交易。
17 世纪的荷兰就因各种冒牌货、劣质品流行于世,被人描绘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同样的图画在当时的英国也存在。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在 19 世纪流行的著名原则是:先给人们送上一些好的样品,然后再把蹩脚货物发出去。
有的学者用“劣币驱逐良币”来说明破坏性因子的扩张现象。人们在市场上购物,总是急于把污损、残破的货币脱手出去,而喜欢保存整洁、崭新的货币,这样,流通中往往是劣币多于良币。
草民意识指缺乏政治参与的义务和权利,只具有群体意识,不具备个体或主体意识。有的学者指出,这种草民是灵魂自我与肉体行为割裂的人,除非依附于某个大人物或社会群体,否则,将无所适从。这种人极易盲从,极易走极端,缺乏自律和自我免疫能力。当依附关系强时,表现得极其顺从和效忠,所谓“国泰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一旦失去依附,却又可能忘乎所以,甚至无法无天。从政治学角度讲,就是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乃一母同胞。
注 | 受过教育的人民
如果说草民是人治的产物,那么公民则是个法制的概念,指的是在法律上承担权利和义务的主体。
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物必自腐而后蛆虫生。
第五章 蝼蚁之穴,溃堤千里
总结：讲因素性内耗
二、行政黑洞和“挖沟”现象
美国人杜拉克在谈到机构臃肿会降低效率时,举了个例子说,在他上小学一年级的算术入门书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两个人挖一条水沟要用两天时间,如果四个人合作,要用几天才能完成?”这对于小学生来说,答案是“一天”。但杜拉克认为,在管理上,两个人挖两天完成,四个人挖可能要四天才能完成,甚至有可能“永远也完成不了”。
唐太宗曾说,“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
权力越是集中,君主越是神秘,这个君主就越是容易被人操纵和愚弄。注 这句话可是不得了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提出建立“廉价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包括:①以武装的人民代替常备军。②以普选产生的、随时受监督并可以罢免的、只拿工人薪金的代表制,取代拥有特权的官吏制。③以自下而上的全国民主集中制,取代以官僚独裁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只有这样,才能“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才能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现象。② 由于许多原因,后来的社会主义政权并未实现上述主张,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廉价政府则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本质特征所在。
官吏委任制是上面的赏识提拔,使下级误认为权力是上级赐予的,眼睛向上看,可以不对人民负责。而且由于近亲繁殖,上下勾联,官官相护,很容易形成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宗法关系,裙带关系。
三、橄榄球的发明与行为失范
“党是我的妈,厂是我的家,没钱向妈要,没物到家拿”。
四、“惋惜埃及人的肉锅”和汉阴叟抱瓮
怀旧心理的产生,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改革牵动了人们利益关系的大调整。从长远看,改革将促进生
生产力巨大发展,会给全国人民带来更大利益。
我们应主要靠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去治“乱”,靠价值规律这所大学校给人们上课,而不是靠行政命令去治“乱”,靠恢复计划经济的旧秩序去治“乱”。否则,回到旧体制,那就无异于饮鸩止渴,因噎废食。
组成人体蛋白的八种氨基酸(蛋氨酸、赖氨酸、白氨酸、异白氨酸、苯丙氨酸、苏氨酸、色氨酸、缬氨酸)中,只要有一种含量不足,其他七种氨基酸就不能组成蛋白质,只能变为热能,可以说是一种浪费。所以各种氨基酸的营养价值取决于含量最低的那种氨基酸。
现代科技革命正加剧着这种消极后果,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技术给人类带来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又使人日益成为机器的附庸,人的个性和感情也被“机械化”和“自动化”,即由于知识和理性的过度扩张而导致精神贫乏,人们普遍存在着孤独、冷漠、抑郁、自私、享乐的倾向。
第六章 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
总结：讲结构性内耗
三、“简单同名数相加”与“影子重合”
在体制上,以皇权为中心的君主专制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家长制的放大;在伦理上,臣民对君主的“忠”是小农家庭中子对父的“孝”的放大,
计划体制却把社会变为“一个大工厂”、“大生产车间”,利用僵硬的无所不包的行政指令直接干预企业经济活动。结果在中国普遍发生了“市长与厂长错位”的怪现象:市长办厂长的事,厂长办市长的事,地位和作用互相倒置,谁也干不好,出现了社会分工的紊乱。
古人曾讲:“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不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我们中国人历来就有歧视和压抑个性的陋习。在家庭,我们喜欢孩子“乖”,让孩子低眉顺眼,善解人意,唯大人马首是瞻。在学校,我们喜欢学生“从”,制定若干条条框框,削足适履,让学生就范。在社会人们喜欢“同”,随大流,求同从众,稍有不同者,即视为异端,大加戕伐。
四、铁笼子里的“经济植物人”
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实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壁垒性的地域封闭,使人们尤其是农民失去了自由迁移、自由择业的基本权利,他们的生存空间被凝固化了。几亿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土里刨食搞饭吃,不得不忍受长期贫穷的生活。
这种不平等还由于“户口”的世袭性而传之代际被固定化了。“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可以说出生在哪里将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不合理的竞争开始蔓延发展,各种人情网、裙带风、关系学、马屁术、行贿赂、找靠山等徇私舞弊现象愈演愈烈。这好比一场没有规则的马拉松赛跑,人们不是努力提高自己的竞技水平,而是千方百计地去缩短跑道,结果培养了一批驽马。
第七章 奥狄浦斯的困惑
总结：功能性内耗
二、“弗朗肯斯坦”的魔影
系统具有多种功能,即使对于某一种功能,也往往具有多方面影响。当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时,不可能使所有功能和每一功能的所有方面都耦合、协调起来,必然有一些功能是不协调的。如果这些不协调的功能暂时无害,或一时达不到危害主要功能的正常发挥的程度,那就不会危及系统与环境的关系。但是这些功能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它们长期作用终将会带来一系列积累性的不可逆变化的,从而对主要功能造成损害,恶化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因此,功能异化将不可避免。
尽管从名义上讲国家仍是全民资产的所有者,可是国家作为资产的所有者是抽象的,事实上造成国有产权的虚设。但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产权是不能被虚化的,于是国家的各级行政机构和职能部门成为国有资产的实际所有者,导致政企合一与政企不分的现象(即母子连体)。
产权行政化的结症还在于,它的权、责、利相分离,行使权力和享受利益、承担义务不对称。
我国每年仅公款吃喝就达1000 亿元,比全年的教育投资还多。
旧的行政性产权结构体系虽然有很多弊病,但它曾为我国进行了快速的资本原始积累,为我国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拥有近 4 万亿元固定资产的 50 万家国营企业
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创造的意义时,曾指出劳动有三种功能:作为生存的条件,劳动是人谋生的手段;作为人的基本特征,劳动是个人生命的表现和个人创造性的发挥,也即是一种个人乐趣;作为给他人及社会生产所需要产品的活动,劳动创造又是个人社会本质的自我实现,是为社会做贡献的行为。
四、西西费斯的徒然消耗
物质财富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发展人的能力的手段。如果物质财富不是用来提高人的素质、发展人的能力,那就不是真正的财富,而是“财穷”。
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任何人的发展都不应以损害另一个人的发展为前提,也就是说,人的发展需要保持社会公正。
第八章 时间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总结：时序性内耗
在世间一切事物中,时间是一种最宝贵、最特殊的资源。说它最宝贵,是因为这种资源最稀有,找不到任何替代品,正如古人所说“寸金难买寸光阴”;说它最特殊,是因为时间具有一维性,只会逝去,不会倒流,“时乎时乎不再来”。因此,时间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时间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挽回的。
二、羽翼迟迟不能丰满的“蜻蜓”
并非说必须按部就班地遵循典型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那些传统发展阶段。因为那将意味着永远步人后尘。
落后国家虽然可以通过革命形式绕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却不能绕过资本主义所达到的先进生产力水平去建立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阶段是不能跨越的。
四、英雄遗恨滑铁卢
注 |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在人类一切活动中,时间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时间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浪费时间,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浪费生命,对于社会来说就是延误了发展进程。一个民族在时间上的落后就面临着被开除“球籍”的境地,一个国家在时间上的差距就意味着被动挨打。
第九章 《论语》加算盘的启示
总结：如何减少内耗
一、由加法的全体转变为乘法的全体
我们现在向市场体制转变,正是为了使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提高人的素质。
社会作为整体大系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
造成的总结果,就是政治支配一切。人们在政治垄断下过着照本宣科来办事,听从命令齐步走的兵营式生活,看来整齐划一,但政治的无边法力带来的低效率、瞎指挥却屡次导致社会的失稳和失衡,这就是线性作用的恶果。
市场的逻辑就是资本无休止地自我增殖,它带着原始的贪婪本性,要把一切产品变为商品。然而,政治权力和道德、良心并不能买卖;技术成果可以进入市场,但基础性科学和许多文化产品也不能进入市场;否则,文化将遵循适销对路原则迎合市场胃口,使高雅文化失去空间,而一些精神毒品则会泛滥。
我国在改革以前最惨痛的教训之一,就是过多地强调斗争,而忽视了协调。“文化大革命”就是“斗争哲学”的怪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个没完没了,结果吃尽了苦头。
二、社会协调机制的拟人化规律
这场巨大内耗不仅造成数千亿元的损失,而且冤狱遍地,社会风气败坏,人际关系扭曲,带来了数不清的后遗症。历史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毫无进步意义的争斗和冲突并非是什么革命和动力,只有重视协调关系,才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以往计划经济的“失效”之处正在于绕过了金融调节这一中间层次,以抽象的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政府指令来直接取代无数具体的企业契约关系,把法律的抽象性与契约的具体性混为一谈。
伦理文化强调整体原则,重视合群,提倡为他人、为社会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它以人伦本位为核心,把社会看成一个大家庭,“天下一家”、“天下为公”是它追求的价值观念。
科学文化强调功利主义,推崇竞争,形成强者的哲学。如“英雄的道德最公正”,“强权即公理”
伦理文化具有入世精神,重视对人生、社会、道德的探求,强调“德性就是力量”,忽视对自然科学的探求,所以有求善求美而忽视求真的倾向。
科学文化则注重用契约原则和法律来规范人际关系。
科学文化重点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天人对立,主客二分,对自然采取了冷漠态度。
儒家的伦理文化是一种“和文化”,西方的科学文化是一种“争文化”。
第十章 开发最稀缺的资源
总结：政府在减少内耗上的作用
一、管理是社会系统的粘合剂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为国家的繁荣和幸福承担更大的责任,必定要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
我们必须消除一个误解,即认为单靠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就能自动地优化产业结构。事实上,产业结构的转换涉及区域迁移、行业调整、技术更新等大动作,并伴随着大批企业倒闭、失业等社会问题,单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是难以解决的。如果没有政府的宏观控制和引导,其产生的剧烈动荡将使社会难以承受。
平等、根除贫困、确保人类自由、维护生态平衡和实现民众参与决策,是社会发展的五个价值关键。
我国改革开放前,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既是一个思想家,又是一个政治家,当他把他的阶级斗争学说贯彻于经济建设实际时,就造成了“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的决策失误。
依靠制度创新来根治腐败是最有效的,在这方面不少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如实行政府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高薪养廉”制度(使官员享有高工资收入而不再谋取“外快”)、成立专门机构审查官员们在公职以外的金融秘密等
随着新闻媒介的普及,新闻监督成为社会监督的主要形式,不少国家已把新闻机构列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机构”。
第十一章 把握全球性主题：信息
总结：利用信息反馈来了解社会内耗情况
二、防止浮夸风、反对策和暗箱操作
政治系统的暗箱操作最容易导致为政不廉、权力腐败现象。
通常的情况是,执行系统过于强大,而立法和反馈系统过于孱弱。这并不是说没有立法,而是指立法很可能成为权力执行者的附庸(又称“橡皮图章”)。极端条件下,就可能出现集立法、执行、反馈等三者于一身的情况。
连古代圣贤也是懂得的,“狂夫之言,圣人择之”,“刍尧之傲,先民询之”。“街谈巷议,必有可采;击辕之歌,应有风雅;匹夫之思,未可轻弃也。”
著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明翰伯恩的公式:整个信息传递量= 7% 的语言+ 38% 的语气+ 55% 的面部表情。
无纸贸易将成现实。
你可以坐在自己的“电子小屋”里,进行“电子购物”、“电子学习”、打“可视电话”、开“电子会议”、阅读“电子日报”、进行“电子医疗”……
近代中国的封建社会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封闭锁国,使它落伍于现代工业文明而茫然无知,只是在战乱频仍、分合交替的周期震荡中不断复制自身。封闭锁国,造成了它的文化单一性及其与之相伴随的僵化和凝固,而一旦国门洞开,它就像一具木乃伊在外来新鲜空气的冲击下骤然面临着解体的厄运。
第十二章 在扩大开放中锻造我国的“合金文化”
总结：改革开放是减少内耗的根本途径
一、中国“甲午战争”失败的背后
深层次开放,即是不只限于物器层或经济的开放,引进产品、资金和科学技术,而且还要深入到制度层、核心层,把发达国家有益的管理体制、思想文化及价值观念都吸收进来。
批判的武器毕竟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只要人类社会继续存在和发展,矛盾和斗争就不会完全消失,这种斗争可以是政治角逐、军事对抗,也可以是经济竞争、科技交锋,表现形式尽管不同,但其实质都是实力的抗衡,落后总要挨打。
从宏观上说,北边的万里长城只是一面放大了的盾牌,东南的万里海岸线也是锁国的链条,加上西部世界屋脊的天然屏障,形成了大一统中国的对外封闭。
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我国近代启蒙大师严复在他的《论世变亡亟》中有过精彩的论述:“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于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多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为。”
在开放和引进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表现出一位政治战略家的胆识和胸怀。他在南巡谈话中提出了“不搞争论”的观点,并大胆破除禁区,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来学习和吸收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内的一切世界文明成果。这不仅坚持了实践第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且把开放和引进上升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的高度。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彻底觉悟的呐喊,它必将以雷霆之势冲破数千年城墙文化所设置的牢固藩篱,为中国走向世界、实现腾飞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
无论是美国克莱因公式,还是英国汤普逊公式:国家实力=(人力+资源)×意志,都指明了精神因素的重要性。
除了学习发达国家市场制度中的先进经验外,也需要吸收它们政治制度中的合理因素,例如分权制衡原则、文官制度、弹劾制以及政府宏观管理制度等。应当承认,这些制度成果中包含着人类文明的共同性。只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大前提下有选择地吸收利用,将有利于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资本主义所无法比拟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第十三章 尾声:托起明天的太阳
总结：升华主题
真敢写啊……
延安整风曾使党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